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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9 `7 m5 Z) Z; H( S+ K7 u% p+ I 从事编辑轶事
% F: v5 ^7 E) P6 c( }) N4 q1 f 名虽正却言不顺/ f8 g e& Z7 l
笔者虽从事惠安(第一厂名845)史志编辑工作十几年,但步入这个岗位时却有些“言不顺”。
0 D2 [5 ?$ r& h 那一年,我被派参加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我有些纳闷,文件不是早就发了,机构也早都成立了嘛!还派什么人?7 J1 d; s/ l2 P9 J T' @5 P
报到后才知道参与普查的工作人员远远没有抽够,普查启动在即,时间不等人,需要学习和培训呀!具体负责的副组长陈自发(居委会)主任很是着急,说他直接向工厂领导指名道姓要的我——陈自发是老劳模,是老资格的中层领导,工作认真负责,我们彼此很了解,我还能说什么呢?工作吧!首当其冲是抽人,好在我在组织部供职,基层领导都很配合,一百多人的普查队伍,两天就到齐了。值得一提的是独立核算的惠劳司李明忠经理说他们正好有一个厂最近任务少,超额支援了十多名,照顾了全局(有些单位人员紧缺就可以少抽),也算是支持了我的工作。人口普查的最后阶段,汇总很关键,决定让我负责,配四个人协助,一个星期完成任务。我当过会计,对汇总的奥处深有体会,不夸张地说,我自有诀窍,我提出我一个人干。因为人多了反倒容易出错。实际上,我汇总一次成功,且只用了三天时间。这时,陈主任又和我商量写总结的事。说商量是因为前面有“你汇总,总结别人写”的话,我不好推托,因为有时间嘛!这一天,后勤厂长来到总居委会说想调我到后勤办,陈主任说“晚了,厂办刘(忠社)主任催了几次了,厂史办要”——嗷!怪不得厂史办李惠义主任最近见了我老是笑眯眯地问结束没有!原来如此。后来才知道厂长指定厂办主任刘忠社负责厂史,李惠义让刘忠社派人,李点了几个人,刘说岗位(项目)离不开;刘推荐了几个人,李认为不合适,末了,刘说“靳应禄怎么样?”李说“那当然没问题”。他俩就这么谈定了。李惠义一次次询问实际是在催促,而我根本不知情,因为刘忠社和李惠义谈完就出差了,其回来时一切似乎是水到渠成便没有朝我再提起;而李惠义的询问完全是礼节性的,他满以为刘忠社和我谈妥了,实际是演了一场“四岔”。平心而论,我是不想去厂史办的,一年前就有领导征求过我的意见。而这一次,阴差阳错导致既成事实,在几方皆以为我已经同意而事实上我并没有同意缘于没有人和我谈起,尽管心里有些“腻歪”但我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只得“将错就错”,因为人家是从工作出发,完全是好意么!说来也是我虚荣心作怪,就默许了,被动地踏上了惠安史志编辑的岗位。不过,说实话,我也没有后悔过,一是我的工作有目共睹;二是正是在这儿,与被称为惠安才子的李惠义和文、字俱佳的文史专家刘丹石二位老师朝夕相处,若论感受简单说就是“心情舒畅”;论收获就是“受益匪浅”。不是吗?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才思敏锐的李惠义是陕西日报特约专栏作者呢;而低调做人的刘丹石实际是一位不同寻常、才华横溢的老革命者,是我们这个一万多人的央企仅有的两个娴熟“速记”者之一……此是后话。" N$ a& [0 Z ]# e1 ?( A"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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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限改变,史志“待字闺中”
: h' i+ h( D" _4 Z “借”我到史志办,说是三个月时间。但审稿出现了怪事——我在户县政协参加过多次的文史审稿会,审稿与编纂人员在一起论证,很坦诚。可是,我们厂的做法完全相反……好在我是文革后进厂的,没有介入两派(故在以往“清查、审干”的谈话中多次让我做笔录)。后来情况有变,工厂决定将断限后延五年,时间自然就长了。
( G. Z8 X6 a. Y) e2 L0 R, n 在断限后延这个时间段,势必涉及到一个轰动全国的重大“新闻”那就是所谓的“厂长免掉书记”这件事。作为史志编辑,我责无旁贷。我去档案处查档——工作的需要,我有“通行无阻”的特殊身份,工厂的一切秘密、绝密文件我皆可以调阅,有史料价值的还要抄录或复印(当然,是在遵守保密守则的前提下)。在阅完“厂长免掉书记”的所有文件资料后准备复印时领导回来了告知我“厂XX有决定,不让阅,更不能复印”。身份再特殊,我也是党员啊!得服从。但工作还得干,于是,我以厂史编写办公室的名义,将此部分工作郑重其事地布置给了“党委办”。其实也不错,他们写,届时我们编辑就是了(事后,有同人开玩笑说我耍滑头,我说我靳应禄是耍滑头的人吗?)。
* e. H, ^' X4 Q, N. W 后,厂史办领导退休,已经合并到公司办的厂史办就我一个人了——有一个小插曲,新到任的公司办主任问我“去你办公室怎么没有见到你……”(因为熟悉)我打趣说“别急,我先考考你,我的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彼无言以对,我接着说“厂史办就我一个,我在档案处一待就是几个礼拜,还要到基层去收集资料,不可能整天在办公室守电话!”' B% r# V+ M% c( H
江家宽老厂长几次叮嘱我“靳应禄,你有责任啊!厂史应当出呀!”我说“每次换届我都例行汇报,答复是不出,我也无可奈何。” K9 d6 c. K# E2 [* m9 }0 X!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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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X6 {- m7 j% I( F 严格的审稿& m4 Z3 p) H1 |9 j
关于惠安史志,我经历的已有两次审稿。下边说的审稿不是第一卷的整个审稿,而是给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呈报稿。
& d2 R/ f& m+ p$ o h" F" ` 1998年,中央决定对“一·五”期间由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项目出专著,其中在陕有24项,含我们惠安厂——陕西省委决定除了上报中央外,陕西省另行出一册。任务下达,厂史办自然责无旁贷。我朝兼人事副总经理的刘忠社书记请求派员,刘不同意,说“给你调不能干的,你看不上;调能干的,干完了到那去(指的是岗位)?”我说“那你给厂史办配个主任。”刘说“你就是主任。”因为熟悉,我笑着骂了句“大赖!”就只好一个人担着。后,省委党史研究室两位处长来检查工作,说我们的进度有些慢,但听说我们是我一个人在做这项工作时当着刘忠社书记的面吃惊地说“那真不慢,843(秦川厂)史志早已出版,还抽了12个人呢!”刘书记不好意思了,说“马上给老靳配几个人”。我回绝说“不需要了”。由于我回的太直接,一时间,气氛有些尴尬,我旋即作解释“现在说不需要是因为我初稿已完成了(我整理的资料摞在一起足有60公分高),下来是审稿,现在配人用不上,还得增加管理。”言归正传,因为我们的史志尚没有出版,没有定论,此次的初稿又是我一人执笔,审稿就格外重要了。工作是刘忠社书记安排的,我自然呈交给他,其让那些人审,我不清楚,尔后让我转呈时文章副书记审,最后让江家宽老厂长把的关。由于是史志,除文字顺畅外,史实、认识包括“大事记”的定位等不但很严谨而且还得准确、不泄密,绝对马虎不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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