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村休养生息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判断。但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和时代的人们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对城市化的态度如此纠结和矛盾。除了对大城市化的恐惧、对小城镇化的单相思，还有对“18亿亩耕地保护”的执迷、对“谁来保证粮食安全”的担忧。农民都进城了，谁来种粮？故乡都“沦陷”了，我们的根在何处？

针对这种种担忧，本文要说的却是：乡村需要休养生息！过去半个多世纪岁月里，中国的乡村承载了太多的人口、透支了太多的“体力”，中国迫切需要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前提就是要把过多的人口从乡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城市，去谋求更好的生活。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300多万个自然村消失了90万个。这是好事，也是乡村农民自主选择的结果。没有人来主动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但他们自由自主地进入城市，却创造了更好的就业、更美好的生活。同时，他们原有的乡村也更美好了，山更青、水更绿，人与自然更和谐。希望理智的人们别再唱什么“故乡沦陷”的挽歌，对于中国的自然界来说，中国的乡村已经很累，大地母亲同样需要休养。对于农民和他们的乡村生活来说，外人走马观花看到的是诗意，他们要经受的却是年复一年的艰辛与贫困。

在1949年以来长达三分之一世纪时间里，中国农民完全不能离开生养他们的故土，导致中国土地被过度开垦的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直接加剧了土地荒漠化水平。权威资料显示，过去半个多世纪我国土地荒漠化面积增加了300万平方公里，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陷于荒漠！这3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里，有农民过度开垦的因素，也有知青下乡（也是过度开垦）的因素，也有乱砍滥伐大炼钢铁等因素。当然，最主要因素恐怕是前者。

接下来要回答“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保护”的问题。我们还是用事实说话吧。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我国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2.3亿人以上，目前从农村流向城镇的人口每年约1500万至2000万左右，非农收入成为农民家庭收入的主体，占其家庭总收入接近或超过50％以上，农业呈现典型的副业化特征，土地抛荒、复种率下降明显，农业经营者老龄化和妇幼化。

可事实证明，粮食产量并未降低。2012年10月23日，农业部宣布我国粮食实现“九连增”，总产量达到了110000亿斤，也就是说，从2004年到2012年的9年间，尽管全国农业副业化是一种常态现象，而我国粮食产量却呈现出基本平衡或稳定增长的态势，并没有对粮食安全构成实质性影响。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土地抛荒粮食却不减产？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黄忠怀、朱玉平在《农业副业化的替代性因素与粮食增长——基于湖南岳阳县的调查》论文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与全国2000多个县市一样，岳阳县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从事非农就业。据岳阳县民政局2012年的统计，岳阳县县域人口70万余人，其中青、壮年劳动力约41万，长年在外务工人数达到15万，如果加上本地城镇就业的人数近20万人。务工收入成为岳阳农民的主要收入，土地抛荒、复耕率降低明显，但粮食照样历年增产。

黄忠怀、朱玉平的调查显示，惠农政策、技术进步对现有家庭小农经营的粮食增长影响十分有限。农业补贴虽然可以一定程度上鼓励农民种粮，但对于一个小农经营家庭来说，各种农业补贴一亩最多不超过100元，岳阳县的耕地面积人均1亩多，一个三口之家，一年最多500元至600元，尚不及打工一个月工资的1/3到1/5，并不能根本提高农民种地的积极性，这一点在最近几年仍有大量土地抛荒得到了直接证明，农业补贴政策从某种意义上更多是部分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真正能够带来粮食增长的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农业副业化导致小农家庭生产降低，而规模化经营则导致了粮食的增长。据调查，岳阳县种粮大户50％的土地是通过流转抛荒的土地获得，因此规模化经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抛荒的问题，增加了耕地面积。而有研究者早已指出，播种面积是决定产量的主要因素。

如果说政策支持对小农家庭粮食生产增长影响不大的话，那么他们对规模化经营者来说却有巨大的吸引力，由于规模较大，每年各种补贴实际已经构成了规模经营者收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式的大经营都是“理性化”管理的。规模化经营使技术与知识得到了充分的使用。以种粮大户为例，他们自觉不自觉地选用最好的品种、最新的技术、最佳的管理方法，达到产量高、质量优、效益佳的目的。农业大户会根据市场需求选择优质高产的种植品种，会根据基本的要求和规范选择高效、低毒、残留低的农药进行病虫防治。

即使有大量土地抛荒，规模化经营仍然可以较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可以解除“谁来保证粮食安全”和“18亿亩耕地保护”的担忧。事实上，城市化过程中也是一个土地利用集约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就会释放出大量的耕地。也就是说，我们不仅要看到城市化过程中，城市面积的扩大占用了土地；更要看到，大量人口进城过程中，90万个自然消失的村庄以及大量仍在消失的村庄也在释放出大量的土地。增加的可以复耕、复林的土地远比减少的土地多。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农业事实上是全面过剩的。但是农业过剩的信息一直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报道，粮食安全等问题却一直被过度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曾经组织54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安邦创始人兼首席分析师陈功和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温铁军都专门引用过这个数据）

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第一面源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我们为什么会看见黄浦江上漂满死猪？因为其上游的浙江某地，据说有700万头生猪的年产量，正常死亡率在规模养殖条件下最低是3%，也就是一年有21万头，如果按照8%的正常死亡率，就是56万头，无法处理，就只能“一江猪水向东流”。

在我国，农产品一方面产量、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安全、优质产品却供不应求。2012年我国中晚籼稻总产在10，685万吨左右，仅2012年一年的供需结余量就已超过了700万吨。而与之相对的是，市场上对五常米等优质品牌大米的供不应求。2011年，黑龙江省75家乳制品企业中，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都遭遇了不同程度奶粉积压。与之相对的是，我国进口奶粉大量增加，国内消费者热衷购买高价进口品牌奶粉，或是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海外原装奶粉。在发生毒奶粉事件的阜阳普通农村家庭，尽管收入不高，但还是会咬牙给孩子买每罐100多元的进口奶粉。

2013年6月，农业部发布的2012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专题调研结果显示，有53.1%的消费者认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比较严重；一旦有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消息出现，近半数的消费者会立即停止购买相关产品，并转告亲友。

我国农业生产必须从过度追求规模化、追求量向减量求质转变。转变的前提是规模化经营。亦如黄忠怀、朱玉平在岳阳县调查所显示的，规模化经营才能带来技术的运用和食品安全。

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更多的人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才有多余的、有效的土地流转。而目前的土地流转都是暂时性的，对抛荒土地的暂时承包基本上不要费用或只需付出象征性的费用（多数时候仅仅相当于替原承包户临时性“看管”土地），既束缚了承包大户的长期投入，也捆住了进城农民的城市化手脚，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房屋不能资本化，无法增加他们进城定居和创业的资金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