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史视角下的《四郎探母》：“尽孝”超越“尽忠”
“尽孝”超越“尽忠”——法律史视角下的《四郎探母》郭建检察日报2011年6月3日 有争议的名剧 京剧《四郎探母》是杨家将系列传奇中的一个小小插曲，讲述了一个昼夜里发生的事情。说的是杨四郎杨延辉，在金沙滩大战中被辽军俘虏，改名“木易”，还被萧太后看中，配给了铁镜公主，成为辽国驸马。转眼15年过去，辽国大摆天门阵，打算与宋朝决战。宋朝也大兵压境，准备开战。杨六郎为统兵元帅，老母亲佘太君押解军粮来到宋国大营。杨四郎在辽营思念母亲，为能见母亲一面，向铁镜公主说明实情，铁镜公主设计从萧太后那里盗取令箭，帮助杨四郎出关，潜回宋营。杨家母子兄弟相会，彼此一诉衷肠。五更时到，杨四郎复回辽营时被抓，萧太后亲自审问，杨四郎说出实情，萧太后下令将杨四郎处斩，铁镜公主代为求情，得以免死。 这个剧目在1949年后多次引起争议的，就是杨四郎入赘为敌国驸马的定性问题。杨家与辽朝“国恨家仇”，在这个戏里很少谈及。杨四郎见了母亲佘太君，母亲首先询问是家常:“我的儿失落番邦外，为娘每日挂心怀。夫妻恩爱不恩爱?公主贤才不贤才?眼望番邦深深拜，贤德媳妇不能来。”只有在杨四郎表示要动身回辽营的时候，佘太君才想起劝说杨四郎留下效忠宋朝，“儿啊!岂不知天伦为大，忠孝当先”。杨四郎的回答也很简单:“哎呀母亲!孩儿岂不知天伦为大，忠孝当先。此时若是不回去，你那贤德的儿媳，与那小孙子，就要受那一刀之苦。”于是佘太君立即放弃，“我哭一声延辉我的儿啊”!兄弟姐妹们哀号一场，杨四郎就义无反顾地回辽营去了。 唯有一死的法律要求 现在可以看到的古代法律文本里，有很明确的规定，那就是将士上了战场，唯有战死，不得投降。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条秦国的法律规定:战场上的失踪人员被认为是战死了的，要将他的战功奖赏给他的“后”(作为继承人的嫡长子)，按照战功给“后”授予爵位。可是如果后来发现那个失踪的人并没有战死，而是被对方俘虏的，就要褫夺原来授予给他的“后”的爵位，将“后”安排为应承担连坐罪名的“伍人”。至于那个没有死的失踪者回到家乡，就要将他罚做官府的奴隶。 汉朝的法律比秦国法律还要严厉。湖北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一条西汉初年的法律，将投降的将士视同“谋反”罪，处以同样极其残酷的刑罚:“皆腰斩，其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 从史书记载来看，汉朝确实实施这样严酷的法律。比如汉朝最著名的李陵案件: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征，被匈奴大军包围，激战八天，全军覆没。过了一年多，汉朝将军公孙敖率军深入匈奴，听说李陵在教匈奴兵法。汉武帝于是下令将李陵全家“族诛”，李陵的家人全部被处死。从此李陵一直在匈奴生活，还被匈奴封为“右校王”。 以后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乱世”时期，尽管各个小朝廷以及地方割据势力都想方设法“招降纳叛”，可是都严厉禁止自己营垒的将士有投降行为。最典型的如南梁法律规定投降者“皆斩”，父子兄弟全部处死，母亲、妻子、姐妹以及所有被处死者的妻子子女全部都为官府奴婢。北齐的法律里明文开列绝对不得赦免的“重罪十条”，“降”为第三重罪。 总之，如果是在秦汉时代，杨四郎不仅自己要被处死，他的母亲佘太君、弟弟杨六郎绝无可能继续统帅军队，应该是早就在他被辽朝招婿的传闻传回国内之时就身首异处了。 “武死战”的典型榜样 大概由于实践证明，严惩投降的法律不可能阻止“招降纳叛”的潮流，隋唐时代的法律不再将战败被俘的投降列为重罪，也没有把“降”列入“十恶不赦”的大罪。以后历代的法律沿袭，不再明确将被俘投降行为列入法典，一般采用制定单行法规、或者是要根据情况灵活掌握处罚的力度的办法来严禁士兵战场被俘后投降对方。 唐宋以后更经常采用的是树立榜样来激励将士。而杨四郎的父亲“杨老令公”杨业正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典型榜样。 杨业原来是割据今山西北部的“北汉”政权的名将，号称“无敌”。北汉投降北宋后，杨业仍然为将。雍熙三年(986年)，杨业与潘美等将领受命掩护边境汉族居民内迁，辽军追击前来。潘美等率军先撤，杨业率军苦战，因没有后援失败，杨业受伤被俘。据说杨业感叹宋太宗对他的厚爱，于是“不食三日而死”。 杨业死后不久，北宋朝廷就开始有意识地树立这个典型榜样。宋太宗专门下诏书表彰杨业，宣布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杨家“布帛千匹、粟千石”，提拔杨业的儿子杨延昭。 由于两宋对外战争败多胜少，朝廷和社会大众都愈发需要一种传奇来鼓舞士气，杨业的事迹开始走向传奇化，成为民间流行故事。宋元时已有杨家将故事的说唱及杂剧，明代出现了杨家将系列演义小说《北宋志传》及《杨家府演义》等，杨四郎被俘、改名木易被辽朝招为驸马的故事已经形成，不过并没有“四郎探母”这一情节，只是着意描绘杨四郎有意潜伏辽营，与宋军联络，终于在天门阵大战时与宋军里应外合，打败辽朝。萧太后战败自杀，铁镜公主则嫁鸡随鸡地跟着杨四郎归顺宋朝。 为何成为经典 《四郎探母》剧目形成时代并不久远，也就是在一百年前的清末民初。当时的朝廷已然威风扫地，难以激发人们的“耿耿忠心”。中国历史上每逢这样的乱世，人们只能依赖于血缘家族关系的保护，观念上的“孝”就会取代“忠”列为伦理的首位。 在《四郎探母》剧目开始流行的民国时代，同样也是基于这样的社会心理。民国时代号称“民治”的“中央政府”常常被架空，各地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大众对所谓的“正统”与“法统”都丧失信心，更强调血缘亲情的重要意义。 戏剧研究者傅谨在《老戏的前世今生》一书中评论说，“所有艺术作品都是集体梦的表现形式”，社会大众对于戏剧故事的接受与喜爱，出自于他们的集体心理需求，是“集体无意识”。《四郎探母》之所以盛传不衰，原因也就是这种社会大众的集体诉求。“民众正是通过这个故事的叙述以及流传，建构起民族冲突的特定语境下对人基本的道德要求”。在《四郎探母》里，杨四郎的“孝”超过了其他杨家将故事里主人公们的“忠”，而这个“孝”却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底线，“杨四郎是有道德内涵的人物，而且他所遵循的道德信念，是人们能够接受的”。 {:7_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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